
1964年9月23日晚,北京颐年堂灯光微暗。毛泽东放下资料,抬头看向彭德怀:“西南三线事关后方安全114配资网,你去最合适。”一句话,敲定了老帅新的去处。彭德怀站起,略一沉吟,只答了三个字:“听安排。”
那时的国际形势紧张,沿海工业一旦受袭,内地就成了最后屏障。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南建立战略后方,四川、贵州、云南同时动工,工程代号“三线”。五天之后,文件正式下发,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动力、煤炭和天然气。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成都,邓华已经在四川副省长的位置上耕耘整整五年。川北、川西的山路他走了无数遍,干部笑说:“哪有路,邓省长就在哪。”1965年秋,他忙着核对一个水电站的预算,对外界动向毫无所知。
彭、邓二人当年并肩转战朝鲜,这层情谊,源自1950年10月。志愿军总部隐在矿洞,寒风透骨。彭德怀征求意见:“邓华,你看先歼汉江北岸,还是一口气收复平壤?”邓华仅回一句:“先打活的,再吃硬的。”短短十字,让彭德怀眼前一亮。之后几役,两人一呼一应,邓华提出的“收缩正面、突出两翼”被证明极为有效。只是在第五次战役上,彭德怀坚持己见,志愿军伤亡八万多,他后来摇头自嘲:“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展开剩余67%战争结束,彭德怀任国防部长,邓华坐镇沈阳军区。职位不同,友情未淡。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冲击,邓华频频来信宽慰,却始终保持分寸,“唯待云开月明,再叙朝鲜旧事”——这是他那年在信里写下的句子。
1965年10月底,四川风凉。邓华结束川东北调研,抵达达县。电话铃骤响,省委通知他火速回重庆参加三级干部会。晚饭后,廖志高敲开邓华的房门。客套几句,他压低声音:“彭老总下月到成都,主管三线。”
邓华闻言,手里的茶盏顿住,杯盖轻响。他思绪翻涌——同一座城,同一条街,见面就像抬脚那般简单,却又没那么简单。他沉默片刻,只说一句:“还是把我调开吧。”
廖志高诧异:“何必呢?你们不在一个口子上,一年见不上几回。”邓华没有解释。抗美援朝结束后,彭德怀在政治斗争中处境微妙,任何过密往来都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邓华更清楚,四川是大三线核心,他若继续分管地方工业,势必与西南建委业务交叉,到时难以避嫌。
11月30日,彭德怀抵达成都永兴巷七号。第一件事便是召集三线局、煤炭部专家连开五天会。他直言:“我不懂工业,要同大家一起学。”语气诚恳,却透着久违锋芒。会后不到半月,他已跑遍攀枝花、六枝、盘县,亲自攀下井筒,问职工:“一罐矿石几吨?出炉合金含钒多少?”
12月初夜,成都起雾。邓华步行至永兴巷口,看见警卫站岗,灯影微晃。他没有过去,只在街角停顿几分钟,随后折返回钱卫街。第二天,他向省政府请长假,理由是“勘查交通线路”,实则躲得更远。
同一周的一个晚上,彭德怀饭后散步,也来到钱卫街四十四号前。警卫员景希珍低声提醒:“前面就是邓司令员住处。”彭德怀抬头,看见窗口昏黄灯光,半晌无语,最终转身离开。返程途中他叹了口气:“老战友,别给你添麻烦。”
此后一年多,彭德怀几乎把全部精力扑在三线。攀成钢高炉点火前,他连夜修改安全预案;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前期选址,他坚持“地质不稳宁可搬山,也不准带危险”。文件签发字迹凌乱,却句句斟酌。
1966年夏,政治风暴愈演愈烈,西南建委工作一度停摆。彭德怀在会议室摘下帽徽,搁在桌面;邓华则被要求“休假反省”。两条平行线,再无交集。
1974年11月29日凌晨,北京301医院灯光通明。彭德怀病情恶化,心电图在黎明前归于平直。讣告传到成都,邓华握报纸良久,眼圈赤红。他对身边人说:“他是条硬汉。”话音未落,已哽住。
1980年3月,邓华弥留。家属整理床头114配资网,只见一只磨得发暗的金质烟盒,盒盖刻着“1952·桧仓”。没有多余字句,只有那个见证生死与共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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