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宝匠第1581篇原创配资专业股票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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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先生说:如果说玫瑰宫的损毁是战火“误伤”的悲剧,那么苏丹国家博物馆的遭遇,则是一场蓄意的文明抹杀。从19世纪殖民者的“合法”掠夺,到当下战火中的疯狂洗劫,苏丹的文明碎片被一次次运出国境,散落天涯。那么,这些流传千年的苏丹国宝究竟是如何被运走的?如今身在何处?未来还能否回家?
三月初,伊朗戈勒斯坦宫(又称“玫瑰宫”)在炮火中颤抖。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宫殿,宫墙内的镜厅破碎,引来世界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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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世界目光聚焦德黑兰时,另一场更为深重的文明浩劫已持续近三年,却鲜少获得同等关注。
在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首都喀土穆,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爆发武装冲突以来,这片古老的土地便陷入了无尽的硝烟。
而在这场冲突中,苏丹国家博物馆不仅沦为军事据点,更遭遇系统性洗劫。

前不久,据苏丹古物与博物馆管理局证实,这座承载着尼罗河中游数千年文明精粹的殿堂,已有超过60%的藏品被洗劫一空——曾统治该地区的库施王国的黄金珠宝悉数失窃,唯有部分巨石雕像,因过于沉重而幸免于难。

当然,战火吞噬的远不止这一座博物馆。全国至少20座博物馆成为破坏、抢劫和盗窃的目标,初步损失已达1.1亿美元。
这些被洗劫的文物,有些已悄然出现在网站上,正等待一场匿名的交易。而那些更珍贵的文物,或许正安静地躺在某个私人藏家的收藏室,从此不见天日。

讽刺的是,这并非苏丹第一次失去自己的珍宝。
从拿破仑引爆欧洲“埃及热”到意大利探险家的破坏性\"考古\"
18世纪末,·波拿巴将目光投向东方。当时许多法国人相信,只要拿下埃及,就能切断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通路,进而动摇大英帝国的根基。
于是,1798年的夏天,拿破仑率38000名士兵、400艘军舰,浩浩荡荡杀向埃及。

但这场仗打得并不顺利,登陆才一个多月,英国舰队就把法国船几乎全炸沉了,3万法军被困非洲。一年后,拿破仑扔下部队,自己灰溜溜的回到了法国。
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这场远征输得彻底。但从文化角度看,这却是一场意外的胜利。

出征前,拿破仑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安排——除了军队,他还招募了160余名学者,天文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画家、诗人、语言学家……几乎囊括了当时法兰西文化界的精英。
这些学者们随军来到埃及后,在这里建立了埃及研究所,四处测绘神庙、记录象形文字、收集动植物标本,甚至发现了后来破解古埃及文明的罗塞塔石碑。

1802年,随军艺术家、卢浮宫的第一任馆长德农(Vivant Denon)回到法国后,将自己的笔记与素描汇编成上下两卷的《下埃及与上埃及之旅》,详细介绍了战役期间在埃及的见闻,这本书一出版便引爆大众热情,短短数年内再版40余次。

但这波热潮的高潮,还在后头。
1809年到1828年间,那批从埃及归来的专家学者,前后共编撰出版23卷《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
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书第一次系统地向欧洲展示了古埃及的辉煌,10卷为文本,10卷为对开本图册,另外3卷收录特大型的地图和图画,光插图就有3000多张,彻底点燃了席卷欧洲的“埃及热”。

自此,凡是与埃及相关的一切均成为时尚,一门崭新的学科“埃及学”就此诞生。

这场对尼罗河畔文明的兴趣,不仅聚焦于埃及,还蔓延到了尼罗河上游的苏丹。
19世纪上半叶,当苏丹(当时被称为努比亚)处于土耳其-埃及统治之下时,这片古老的土地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大批欧洲冒险家、商人、殖民者、官方资助的科学考察团涌入这里,他们名义上是为了“考古”,但实质上却是毫无节制的财富掠夺。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莫过于意大利探险家朱塞佩·费里尼(Giuseppe Ferlini)对梅罗埃(Meroë)金字塔的破坏性“考古”。

费里尼于1797年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1830年,他以军医的身份随埃及军队进入苏丹 。
1834年,他以“为研究苏丹古代历史做出贡献”为由,从苏丹总督手中获得了一纸考古许可。
他沿着河谷北上,在瓦德班纳卡、纳卡、穆萨瓦拉特·苏弗拉一路挖掘,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抵达梅罗埃(Meroë)。
梅罗埃是库施王国的皇家都城,也是努比亚诸王的长眠之地。

库施王国,有着近三千年的历史。公元前1070年左右,当埃及日渐衰落,努比亚人在尼罗河上游悄然崛起。
他们先定都纳帕塔,后迁至梅罗埃,用近千年时间,将一个小小的南部王国扩张至地中海沿岸。鼎盛之时,甚至以法老的身份入主埃及,开创了第25王朝,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努比亚王朝”。

在希腊还是城邦、罗马尚未崛起时,努比亚已是横跨撒哈拉以南与近东的贸易枢纽。
努比亚人在这里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城市、神庙、宫殿,他们建造的金字塔数量也超过了埃及人。他们的艺术家和工匠们还在这里创作出了精美的珠宝、陶器、金属制品、家具和雕塑。


而此刻,费里尼站在这些金字塔前,看到的不是历史的重量,而是黄金的光芒。
他先是挖了几座较小的金字塔,一无所获。
做最后一搏时,他选中了在公元前10年至公元后1年间曾统治努比亚的Amanishakheto女王的第六大金字塔——这座苏丹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的陵墓,高约30米,64级台阶,至今仍是最具建筑特色的金字塔之一。

这一次,他没有失望。
墓室打开的那一刻,黄金首饰、宝石项链、护身符、青铜花瓶……尘封上千年的珍宝重见天日。

但贪婪是没有尽头的。
尝到甜头后,他命工人以火药爆破,用最野蛮的方式,一座接一座地炸开金字塔。前后大约40座努比亚王陵,在他的劫掠中化为碎石。

1837年,他回到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用意大利语出版了一本记录其发现成果的小册子以及一份关于藏宝清单。1838年,该书的法文译本在罗马问世。
最初,这些文物因风格过于独特而遭到怀疑,但最终在德国考古学家卡尔·理查德·莱普修斯等人的确认下,成为了欧洲各大博物馆竞相追逐的对象。

1840年,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购买了其中90件文物,将其纳入慕尼黑皇家博物馆(现为埃及艺术州立博物馆)。
1844年,普鲁士政府在莱普修斯的极力建议下,购买了剩余的大部分宝藏,从而形成了现今柏林新博物馆(Neues Museum)苏丹展厅的核心 。

通行的考古规则:“分赃制”
如果说费尔利尼式的“个人寻宝”带着几分冒险家的疯狂,那么随着19世纪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对苏丹文物的掠夺从私人行为逐渐演变为一场制度化的国家行动。
1842年至1845年,探险家莱普修斯受普鲁士国王委派,率队前往苏丹进行大规模考察。


虽然莱普修斯并未采用炸药这种野蛮的方式考古,但却导致了大量文物的移位。他将整面神庙浮雕、方尖碑切割下来,装上船只,沿着尼罗河运回柏林。至今,这些文物仍藏于德国博物馆中。
到了19世纪末,苏丹进入英埃共管时期,掠夺变得更加“文明”。
当时通行的考古规则叫做“分赃制”——发掘出来的文物,由考古队与殖民政府平分。表面上看公平合理,实则不然。
因为所谓的殖民政府文物部门,长期掌握在欧洲专家手中。分配的天平,自然倾向于欧洲的博物馆。

牛津、剑桥的考古队来了又走,带走的文物装满了大英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各大顶级博物馆。
目前,光大英博物馆就收藏着超过11万件埃及与苏丹文物,苏丹的古迹彻底沦为了殖民国家展示其考古成就和文化权威的“矿场”。

玛瑙护身符 描绘的是创造之神普塔的形象 出土于苏丹努比亚地区梅罗埃城 波士顿美术馆藏

考古复兴主义珠宝的新元素
就在尼罗河沿岸被掠夺一空,只剩断壁残垣的同时,欧洲人正在为新鲜的异域装饰元素欢欣鼓舞,将远道而来的古埃及滑石和费昂斯装点在身上。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对罗马、古希腊文化和伊特鲁里亚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发现,一批沉睡千年的古代黄金珠宝重见天日,这些制作技艺极为精湛的珠宝让当时的金匠都叹为观止,纷纷效仿。

1851年,意大利金匠家族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制作的伊特鲁里亚风格珠宝在首届伦敦世博会上一亮相,便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巴黎、伦敦、柏林的金匠们纷纷跟进,从刚出土的古物中寻找灵感,这场风潮被称为“考古复兴主义”。

1869 年,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竣工,从尼罗河两岸运来的埃及和苏丹文物越来越多,对埃及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尼罗河沿岸的古代珍宝,也加入了这场考古复兴的狂欢,成了这场潮流的新素材库。

圣甲虫、莲花、法老、狮身人面像等原本沉睡在金字塔和神庙里的符号,在考古复兴珠宝大师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拉克洛什·弗雷斯(Lacloche Freres)等珠宝匠人的演绎下,被搬进欧洲的珠宝店,变成贵妇人胸前的点缀。

一边是尼罗河沿岸文明的伤痛,一边是欧洲的时尚风潮。
那些被炸毁的金字塔、被搬空的神庙、被抢走的珍宝,最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完成了延续——它们成了欧洲人身上的金碧辉煌,成了身份的象征,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它们的故乡,只剩下被洗劫后的废墟......

无法回家的苏丹珍宝
如今,两百多年过去了,这些曾见证苏丹漫长历史的文物,依然漂泊在外。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些博物馆的展厅,看看那些再也无法回家的苏丹珍宝~

梅罗埃公墓。照片由穆罕默德达尼·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拍摄,哈佛-美术学院波士顿考察队,1913-32年。
波士顿美术馆
波士顿美术馆是苏丹以外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努比亚文物收藏机构,其馆藏主要来自20世纪初哈佛大学与波士顿美术馆在苏丹进行的联合考古。

公羊头耳环,制作于公元前550年–公元前500年,黄金材质,上面有两条乌拉埃乌斯蛇图案以及太阳圆盘图案,耳环的背面有一个玫瑰花形装饰。

哈托尔头像护身符,制作于公元前623年–公元前593年,出土于努里地区的第27号金字塔——Queen Madiken的陵墓。
护身符由空心金片制成,一面刻有象征着生育之神哈托尔的神像,另一面则饰有奥西里斯神的象征“杰德柱”图案,顶部还设有悬挂的小孔。

努比亚项链,制作于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550年,出土于苏丹的努比亚地区克尔马遗址。
由蓝色釉面水晶珠、红色玻璃珠、彩陶珠组成,另有两颗彩陶制星星形珠子点缀其间,项链的下方垂挂一个圆柱形的银质护身符。

荷鲁斯之眼,制作于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64年,黄金材质,两面有浮雕装饰,出土于努里地区1号金字塔——塔哈卡王的陵墓。

带有人形和公羊头吊坠的项链,制作于公元前270–50年,由54个黄金材质、雕刻着人头和公羊头图案的吊坠组成,每个吊坠之间还镶嵌着一颗小粒的红玉髓珠,出土于苏丹努比亚地区梅罗埃遗址。

公羊头形状项链,制作于公元前270年–公元320年,出土于苏丹努比亚梅罗埃遗址。
由二十枚中空的金质构件组成——每一枚上都雕刻着戴着圆盘和羽毛的公羊头图案。构件之间以小金片、红玉髓及各色珠子相连,珠玉交错,金彩相映,既庄重华美,又透着努比亚工匠的精湛匠心。
大英博物馆
而大英博物馆,则是另一座收藏苏丹文物的重要殿堂,以努比亚王国不同阶段的文物为主。
这些藏品主要来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通过\"分赃制\"下的分配,以及资助牛津、剑桥等大学考古队等方式流入伦敦。

黄金护身符,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末,由黄金制成,所描绘的动物长着耳朵和长尾巴,看起来像犬,也可能是豺狼,脚上似乎有蹄子,出土于苏丹努比亚梅罗埃遗址。

玻璃与红玉髓珠项链,制作于公元1世纪至3世纪,由玻璃珠和红玉髓珠交替串成,出土于苏丹努比亚梅罗埃遗址。

青金石黄金戒指,制作于公元前300年,出土于苏丹努比亚梅罗埃遗址。
戒指表面刻有三个源自古埃及文化的重要符号:安克 (Ankh)、瓦斯权杖 (Was Scepter)、杰德柱 (Djed)。
1、安克符号:形状像一个带圆环的十字架,象征“生命”。2、瓦斯权杖:顶端是动物的头,象征“权力”与统治力。3、杰德柱:像一根有横纹的柱子,象征“稳定”和永恒。
组合在一起,愿拥有者获得永恒的生命、无上的权力和持久的稳定。

黄金浮雕牌,制作于大约公元前300年,属于苏丹努比亚梅罗埃时期文物。
牌子上描绘的是古埃及代表爱与音乐、舞蹈和丰饶的女神女神:哈托尔的头像,采用了“锤揲”技法(repoussé),从背面敲击金片,使表面浮雕凸起。女神像还镶嵌了蓝色珐琅,并固定在釉面复合材料的背板上,工艺十分精湛。

项链,制作于公元1世纪-3世纪,由红玉髓、黑曜石和石英珠子串联而成,出土于苏丹努比亚梅罗埃遗址。
柏林新博物馆
柏林新博物馆收藏了苏丹历史上最重要的单体宝藏——Amanishakheto女王宝藏,即费里尼劫掠的核心所得。

费昂斯玻璃红玉髓宽项饰,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由费昂斯(釉砂)、玻璃、红玉髓、石头、石英、小贝壳等多种材质的珠子串联而成,属于努比亚王国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宝藏。

黄金手镯,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属于努比亚王国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宝藏。
手镯以黄金为主要材质,由两个通过铰链连接的半环构成。匠人运用精湛的焊接工艺,将金线勾勒出的图案与薄金片压制成的微型神像装饰于表面,其间原本镶嵌着彩色玻璃,如今仅存少量残余,但仍可想见其当年的绚丽。
手镯的上部饰带排列着一圈头顶太阳圆盘的圣蛇,是王权最经典的象征;中部区域则装饰着头顶新月和月圆盘、呈木乃伊形态的神祇,寓意着冥世与重生。

印章戒指,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黄金材质,戒面上雕刻有Amanishakheto女王觐见“众神之王”阿蒙的场景,属于努比亚王国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宝藏。

费昂斯红玉髓孔雀石宽项饰,制作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项链宽度达45cm ,由费昂斯、红玉髓、孔雀石、黑曜石、石英等多种材质的珠子串联而成,属于努比亚王国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宝藏。
苏丹千年珍宝“回家”成为奢望
同样是身处动荡之地的文明瑰宝,伊朗的珍宝至少还有一个安稳的去处——它们在中国展出,被异国的观众看见、珍视,即便故土战火纷飞,也总算远行得其所。


而苏丹的文物呢?
一部分被洗劫出境不知去处,一部分流落在万里之外的陌生展柜里,不知下一秒的命运如何?
它们与伊朗珍宝一样来自古老的国度,但却连“回家”的资格,都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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